毅鸣天汇 1个妈妈，2个女儿，年收60亿

毅鸣天汇

当“湾仔码头”的速冻水饺出现在全球超市的冰柜里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年营收超过60亿的商业帝国，始于香港湾仔码头边一个连招牌都没有的手推车摊。

1977年的香港，一位叫的单亲母亲，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，在香港充斥着汽笛声的码头，迎着海风支起了饺子摊。谁能想到，这个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女人，竟用一双包饺子的手，改写了中国速冻食品的历史。

电影《》的热映，让马丽饰演的“水饺皇后”毅鸣天汇臧姑娘走进了大众视野。但银幕之外，真实的臧健和远比电影更加震撼。她不仅是商业传奇的缔造者，更是一个时代女性觉醒的见证者。

从被丈夫抛弃的“外来妹”，到享誉全球的“水饺皇后”，她的人生就像她包的饺子：看似普通，却蕴含着惊人的韧劲、丰厚的况味。
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逆袭故事。在臧健和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女性创业者的缩影：没有资源、没有背景，有的只是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倔强。

正如她常说的：“女人不是藤蔓，不需要依附大树才能生长。”

被抛弃后的重生

1977年的曼谷，空气中弥漫着热带特有的潮湿与闷热。32岁的臧健和站在一栋陌生的房子前，手里攥着两个女儿汗津津的小手。她们刚从青岛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，又转乘颠簸的汽车，只为了给丈夫一个惊喜。

可当门开的那一刻，她看见丈夫怀里抱着一个陌生的小男孩，身边站着另一个年轻女人。婆婆的眼神像淬了毒的针：“你生不出儿子，就别占着位置。”饭桌上明明摆着四副碗筷，却没有一副是为她和女儿准备的。

臧健和没有闹，没有哭，她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，听着这些人的刺耳言语，把她的价值压成一句“无用”。

在那个年代，许多女人会选择忍耐，会接受“一夫多妻”作为命运的安排，可臧健和没有。她没有争吵，没有哀求，而是当天晚上就做了决定：离婚，带着女儿，走。

她说：“不管多穷，我也要带着孩子活下去，靠我自己。”

那一夜，没有机场快线，没有银行卡转账，只有一个女人揣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用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三张去香港的船票。海浪拍打着船舷，臧健和望着越来越远的岸边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这世上最坚固的港湾，从来都不是别人的臂弯。

在1970年代的香港，铜锣湾或许是这座殖民地最光怪陆离的一隅。

霓虹灯下，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与衣衫褴褛的苦力摩肩接踵，茶餐厅里飘着菠萝油的甜香，后巷却躺着宿醉的酒鬼。这里像一头饥饿的巨兽，用遍地黄金的幻象引诱着淘金客，又用逼仄的笼屋和天价房租吞噬着像臧健和这样的外来者。

初到香港，臧健和没有合法身份，没有学历，也不会粤语，带着两个女儿挤在一间不足四平米、潮湿逼仄的“鸽子笼”。白天是蒸腾的热浪，夜晚则是老鼠在天花板上奔跑的声音。唯一的资产，是她那口还没完全熄火的韧劲。

她四处找活，没人愿意雇她。能接的，全是最脏、最累、没人愿意干的活。可她认了。她说：“只要还能动，就不该等别人来救我。”她宁愿用劳动换尊严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臧健和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：天不亮就赶去茶餐厅洗碗，油污混着汗水，浸透了她的衣衫；下午又转到停车场擦车，烈日把柏油地烤得发烫，热得人喘不过气；深夜再进医院做护工，刺鼻的消毒水熏得眼睛通红。

日复一日，她的双手被洗碗水泡得发白溃烂，腰也疼得直不起来。可每次回家前，她都会擦干眼泪，顺路买下那块打烊前打折的叉烧包——哪怕只是一半，也要留给女儿吃口热的。

有一次，社会福利署的人找上门来，说可以申请救济金。她摇摇头，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：“吃了救济，我的孩子以后怎么挺直腰做人？”

但长期超负荷的劳动，很快就向她的身体讨债。

一天深夜，她在洗碗时不慎滑倒，整条手臂重重撞在水池边的铁架上。剧烈的疼痛让她冷汗直流，可她咬着牙坚持把最后一桶碗洗完，才一瘸一拐地去看医生。

诊断结果是韧带撕裂，医生叮嘱她务必休养，可她根本不敢停下来。左手绑着纱布，右手继续刷锅洗碗。老板见她受伤，冷冷放话：“要么忍着干，要么走人。”没过几天，她甚至收到一封律师函，指控她“操作不当、扰乱秩序”，并以此为由开除她，拒不支付赔偿。

事情闹上法庭。对方请了大律师，她却只请得起一名法律援助义工。出庭那天，她穿着洗得泛白的衬衫，走进冷气刺骨的法庭，腰却挺得比谁都直。

有人劝她：“别折腾了，赔点钱就算了，不值得。”她淡淡地回答：“我不是为了钱，我是为了让他们知道，穷人也有尊严。”

法院最终判决：雇主无故开除，需赔偿工资和误工损失。律师问她想要多少，臧健和说：“我只要应得的工资，其他不要。”

她讨回的，从来不是金钱，而是一个身在异乡的母亲，用尽全力撑起生活时，仍旧不肯低头的脊梁。

走出法庭那天，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带着咸味扑面而来，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。可臧健和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清楚：尊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来的。

就在身体还隐隐作痛的日子里，朋友偶然尝了她包的山东水饺，馅料鲜得咬出汁来。

“你这手艺，在码头摆摊都能发财！”

朋友的话让她愣了很久。那天夜里，她望着熟睡的女儿们，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教她擀饺子皮时说的话：“面要揉够一百下，皮子才有筋骨，就像做人，经得起摔打才立得住。”

“水饺皇后”

起初摆地摊，臧健和有些抹不开面子。她是那种脸皮薄的人，总觉得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吆喝卖饺子，有点不上台面。

可“体面”这东西，在交不起房租和孩子饿肚子面前，一文不值。于是，她低了头，摊开案板，开始一只只包起。

湾仔码头的海风裹挟着咸腥味，臧健和蹲在手推车旁，手指飞快地捏着饺子皮。这是她摆摊的第七天，前六天卖出去的饺子还不够付摊位费。两个女儿蜷缩在推车下面，用旧报纸折着小船。

突然，一阵剧痛从指尖传来，连续包饺子的手指已经磨出了血泡，渗出的血丝混进了馅料里。她愣了片刻，悄悄把那个饺子扔进了桶。“妈妈，为什么扔掉？”小女儿仰着脸问。她抹了把汗，笑着说：“妈妈要把最好的饺子卖给大家。”

一天傍晚，几个浑身鱼腥味的码头工人犹豫地走近摊位。“这是什么点心？看起来像大号的云吞。”为首的工人夹起一个饺子，皱着眉头咬了一口，随即吐了出来：“哇，皮这么厚，怎么吃啊？”

其他工人也纷纷抱怨：“比广式云吞皮厚三倍不止”“馅是不错，但皮太顶胃了”。臧健和看着几乎没动过的饺子皮堆满餐盘，心中疑惑，这可是她按照山东老家最地道的做法包的啊。

香港人对食物挑剔，不是因为富裕，而是因为见得杂、吃得讲究。要在街头留住一个胃，靠的从来不是叫卖声，而是实打实的味道。

臧健和记下了工人们的意见，从此每天收摊后都借着路灯研究改良配方：减少面粉用量，擀得更薄；改用香港本地的低筋面粉；调整揉面时间。

有次试验过度，面皮太薄一煮就破，整锅饺子成了面片汤。女儿们陪她重做，小女儿困得直点头还坚持帮忙擀皮。邻居阿婆看不下去，递来一包碱粉：“傻女，加点这个，皮薄又不容易破。”

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臧健和改良的水饺，成了湾仔码头一带少有的“良心食物”。有人问她：“街边小吃，研究这么细做什么？凑合着卖不就完了？”她摇头，“但我不是来混日子的，我是靠它活命的。”她把每一份饺子都当成门面，哪怕一碗只有两块钱。

每晚收摊回家，她都要拿热水给自己泡脚，再给女儿揉肩。两个女儿是她最早的“员工”，一个负责包饺子，一个负责放哨——看到城管远远出现，就赶紧提醒妈妈把推车拉进巷子。她从不埋怨孩子太小，也不觉得让她们帮忙是拖累。她说：“这是我们全家的事。不是我在卖饺子，是我们仨一起活命。”

有一次，她被城管抓了个正着，车被拖走，材料全毁，女儿在旁边吓得大哭。负责执法的年轻人迟疑了片刻，最终只是警告了一句：“下次早点收。”她点头如捣蒜，却在转身时哽咽：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她知道，这世上并非所有人都冷眼旁观，也不是所有坚持都注定无用。

之后的几年，臧健和的饺子越来越出名，日销上千个。可她始终坚持一件事——每天用开水烫三遍餐具，收摊后用碱水刷洗推车。旁人笑她傻：“苦力佬哪在乎这个？”她却坚持：“越是穷苦人，越该吃口干净的。”

渐渐地，不仅码头工人，连附近写字楼的职员也开始在午休时专程来排队。他们叫她“臧姑娘水饺”，却不知道这个女人每天只睡四小时。

如果说街头摊贩讲的是运气，那臧健和靠的是决心。她不是靠风口飞起来的那种幸运儿，而是靠一块一块铁板和一只一只饺子，把命拼出来的笨人。

靠着这口锅、这份手艺和不肯放弃的骨气，臧健和的饺子摊成了湾仔码头最热的一道风景，每天都能看到回头客。

一位送货司机每次收工都要来一碗，吃着吃着就成了朋友。有天他打趣问她：“你这摊子哪天变店铺，我第一个来捧场。”她笑了，嘴里说“想哪去了”，但这句话却像一粒种子，埋在了她心里最深处。

到了1978年，33岁的臧健和的水饺摊前，排队买饺子的顾客从码头延伸到巷口。

一天，一位《东方日报》的驻港记者路过，被香气吸引，坐下来吃了一碗。吃完后，他在报纸上写了一篇《湾仔的水饺姑娘》，讲述了臧姑娘如何靠一口饺子撑起全家的故事。那篇报道一经刊出，摊位前的队伍立刻翻了几倍。

在记者的建议下，臧健和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起品牌名。最后，她选了“湾仔码头”四个字作为招牌。不是为了洋气，不是为了营销，而是为了不忘起点。

从推车变成摊位，从摊位再变成租来的小店，一步步走来，没有哪一步是轻松的，但每一步臧健和都踩得扎实。有人劝她改个洋气点的名字，说以后合资、上市都方便。她只是摇头：“名字像人，先得对得起自己的命。”

也是从那一年起，有人第一次喊她“水饺皇后”。她没回应，也没否认，只是抹了把汗，继续低头包饺子。

那时的她还不知道，这个称号，后来会陪着她走进一家又一家工厂，走向几十个国家，成为一个跨越语言、阶层和国界的品牌名号。

而她自己，也从一个流落异乡、背着两个女儿讨生活的单亲母亲，熬成了香港冷冻食品界的传奇。

从推车到全球

香港是一个讲规则也讲机会的地方，小摊做得久了，终归要么关，要么变。臧健和选了后者。

1983年，38岁的臧健和推着手推车摆摊的第6年，有天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日本大丸百货的代表。他尝了她的饺子之后，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这个味道，如果进百货公司，肯定火。”

对方提出合作，愿意出资金、给渠道，但有一个前提：名字要换，产品必须贴上自家公司的商标，以迎合日式审美和消费者心理。

对很多草根创业者来说，这几乎是天降福音，贴个标签就能走进高端商场。可臧健和却一句话回绝了：“您知道‘湾仔码头’四个字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那是我女儿们饿着肚子帮我推车的地方，是工人们冒着大雨也要来买饺子的地方。这个名字，我不换。”

那天她回到家，关了门，在灯下坐了一夜。有人说她傻，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，为了一点“名字”的固执。可她心里比谁都清楚：她卖的不是饺子，是从湾仔街头一步一步熬出来的骨气，这块招牌哪怕写得再土，也是她自己亲手写下的。

她不想让这段路被谁轻轻抹掉，也不想哪一天她的孩子站在人前，却要说出一个陌生的名字。

第二天，她亲自去见对方代表，眼神坚定地说：“如果你要这味道，就得连我这块‘湾仔码头’招牌一起拿回去。”

结果出乎意料——大丸百货代表沉默片刻，最终点头了。他们第一次接受了一个“完全坚持自我”的华人品牌，连名带人一起签下。

当大多数摊贩还在为租金讨价还价时，臧健和已经把眼光投向了冷冻食品的未来。1985年，40岁的她做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近乎“疯狂”的决定：不再摆摊，不再靠人工小店，而是自建工厂，进军速冻水饺市场。

那时候的香港冷冻食品，市场上不是罐头就是速冻肉丸，基本没有人把“饺子”这门手艺搬进工厂流水线里。

有人提醒她：“你这不是搬石头砸脚？冻饺子口感差，谁会买？”她没反驳，只是把自己当时所有的积蓄200万，砸进了一间租来的旧厂房，把推车升级成了冷藏柜，把擀面杖换成了搅拌机。

很多人以为她终于学会“将就”了。可臧健和比任何时候都固执。她坚持工厂不做散装，只出成品；坚持内馅必须当天配送；坚持所有机器清洗消毒一次一整夜。有人劝她：“做冷冻，反正没人看得见。”她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我看得见。”

这种“死心眼”让她几乎赔光了第一年赚的钱，但也换来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忠实用户，一群在超市里站定，只认准“湾仔码头”四个字的家庭主妇、上班族和老人。

在那群默默回头的顾客身上，臧健和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做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摊位的生意，而是一份值得信赖的标准。她不再是街头的小贩，而是一个对产品有近乎洁癖的创始人。她不接受中间商压价，也拒绝连锁超市对她的贴牌要求。

她说：“我没做大梦，我只想把这口饺子做得比昨天更好吃一点。”

那时候没有“品牌创始人”这种说法，她也从未喊过一句口号，但她在厂区门口立了一块石碑，亲手刻了八个字：良心做食，水火不欺。

冷冻水饺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湾仔码头也从最初的小作坊，变成了香港少数几个拥有独立生产线的食品企业。但臧健和并不满足。她常说：“能喂饱街坊，是本事；能把中国的味道送出国门，是志气。”

1997年，一通来自美国的电话找到了她。对方是国际食品巨头Pillsbury，他们在亚洲市场遇到瓶颈，想寻找本土合作伙伴。湾仔码头出现在他们的考察名单上，原本只是“备选”，但吃过一次样品后，美方代表只说了一句：“This is not just a dumpling, this is a story.”（“这不单单是饺子，饺子里还藏着臧健和女士的故事。”）

这一次，不再是臧健和找机会，而是机会找上门。合作意味着资金、渠道，也意味着失去控制权——许多港企在这一步上“卖身”，换取更高估值。

她犹豫过，但很快就像当年面对日方代表时一样，提出自己的底线：品牌名不能换，配方不许改，生产标准要按照她的章程来执行。她不是一个擅长谈判的人，却靠着一口一口包出来的饺子赢得了对方的尊重。

那一年，湾仔码头正式走出亚洲，进军国际市场。她带着自己亲手写的产品说明书，在美方会议室里翻译自己的操作手册，口音很重，语法很乱，但她站得很直，说得很清楚：“I started from nothing, so I have nothing to fear.”（“我空着手走到今天，还怕再失去什么？”）

多年后，有人在采访中问她：“你当时有没有想过，会走到这一步？”她沉默了一下，只说：“我一直只是想着，明天能不能继续活下去。”

臧健和不是时代的幸运儿，只是一个被逼到墙角也不肯跪下的人。2019年，到她73岁去世那一年，湾仔码头已经在全球设有15个生产基地，年营收超过60亿元。